张志忠案折射民航业“权力寄生”

　“熟人社会”不只存在于乡土社会，在权力集中的官场中同样适用，甚至更加需要。分析张志忠和其案件牵涉到的官商关系，便发现熟人关系是通向权力关系的“通行证”。张志忠与魏景波、黄某的结识是因朋友介绍。张与商人林某、杜某和周某的结识，分别来自南航一位副总、山西太原机场建设部负责人、民航总局财务司相关人的牵线搭桥。熟人关系一旦搭建，寄生这个行业寻求利益的商人遂变身为“超人”，业务通达，利益可观。

他是熟人社会“通行证”

　　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林某，承包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China Souther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简称“南航”）和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Hainan Airlines Company Limited，简称“海航”）的多个航班。相关材料披露，2009年林某的朋友想承接西部机场集团广告传媒（西安）有限公司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的广告经营权，双方已达成一致。但根据相关规定，还需要首都机场的同意。林某找到张志忠帮忙，张约了首都机场负责该业务的人士吃饭。随后，林某的朋友如愿拿到了这项业务。后来因为金融危机，广告公司的经营状况变差，听说机场内部制定了给广告经营方核减广告费的规矩，林某又找到张志忠帮忙打听。最终，2009年和2010年的广告费在原合同的基础上核减25%，核减金额几千万元。但张志忠在庭审中辩称，当时机场召开会议商讨广告费的核减，最终决定统一核减，不是只针对林某朋友的公司。

　　上海华艺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某希望在重庆机场扩建工程招投标中中标，找张志忠帮忙。成立于2002年的首都机场集团公司，旗下拥有北京、重庆等多个机场，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是其子公司，“因此才让张打招呼”。张将杜某及其公司的情况介绍给了重庆机场分管建设的一位负责人，杜某的公司因此顺利中标。

　　张起淮律师多年来一直从事民航业内法律事务，与民航业多有接触。张起淮说，民航业较一般行业更加神秘和封闭，有更高的行业壁垒，通过关系层层引入是关键的。他举例说，涉足一般行业仅需到工商、税务部门登记，而如魏景波等人从事航空货运代理或客运代理除此之外，还需到民航总局和后来成立的航协审批拿到相应的资质，“否则有钱人也投资无门”。拿到资质后，又要拼航线，航线决定赚钱的多少。“涉及航线就是金库，金库开门，谁都想进来挖一勺，掌握审批权的就那几个人，给谁不是给谁，选择权在他们那儿”。

并非每次收钱都被托办事

　　航线资源的稀缺，加之权力的集中，让一些从事包机、航空客货运销售的商人趋之若鹜，甘愿攀附掌管审批“生杀大权”的官员，寄生于快速发展、资金大和项目多的民航业，从而滋生腐败。

　　商人的手段多是感情和金钱投资。深圳市广通联航空服务公司负责人林某，先后多次给张送了8万元美金和40万元人民币、价值10万元购物卡、20万元银行卡。林某坦承，送钱的目的就是想处好关系，以便在生意方面和其他方面得到关照，不是每次送钱都有事相托，“那样的话，让人觉得这人特别现实和势力，多次送钱就是想和他建立稳定关系。在需要他帮助时，再提出请求会比较自然，显得水到渠成”。

　　魏景波与张志忠的接触也自然有其目的。魏景波对办案机关说，认张志忠做干哥，就是为了搞好关系。知情人士透露，在那次饭局上魏说，“很敬重大哥（张志忠）”，“今天是个吉祥日子”、“我们结拜为兄弟姐妹吧”。张则说，都什么年代了，搞这一套太俗了。但魏坚持认亲，饭后说要对张的孩子“表示”一下，出手10万元。逢年过节时，魏去张家拜访，也是为了稳定关系，“加深两家的感情”。即便是张志忠不再任职运输司后未直接受益的黄某，在张以个人提职为由借钱时依然一口答应，此后也未提还钱。黄某对办案机关称，“我想我们是朋友，他在机场当总经理，生意上还需要他的帮助和关照，我想和他保持关系，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弄僵”。

突显“权力寄生”的潜规则

　　张志忠案的辩护律师河北功成律师事务所的杨旭升和刘培甲律师因此认为，对张的多项受贿指控不成立。两位律师认为，张接受认亲费、林某所送的财物等，送钱的一方未提出具体请托事项，张也未给予承诺，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两位律师说，他们观察到张的涉案与其他官员不同，“把张志忠拉下水的‘朋友们’，基本上是日常进行感情投资，等到有事时，便水到渠成”。

　　魏景波等人拉拢张并非随意，而是看重张的实权，让这位民航业的“老人”在包机审批或机场业务给予关照。中间人在介绍时，都会谈及张志忠是民航业的“老人”，在民航多个部门任要职，将来还有上升空间，做包机业务还是其他生意，免不了都需要张的关照。一名业内受访专家观察民航系统的近几起腐败案后称，因腐败落马的都是握有审批大权的人，如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案中，包机商人庞汉章从黄登科手里获得进京航线的“黄金时刻”。

　　张起淮律师也说，中国民航从建国之初到1980年，一直属于军事化行业，是最晚进行体制改革的部门，行政权力的集中、开放后业内的不正当竞争成为权力交易的两大诱因，“因此有官员前赴后继被拉下水”。这位业内受访专家认为，不只是民航部门，近年来查办的电信业腐败窝案、铁路腐败窝案，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审批的不透明和不正当竞争，滋生出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利益寄生者，“说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

部分民航系统系列腐败案

　　2009年，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李培英被执行死刑

　　2010年，民用航空局原副局长宇仁录，因涉嫌收受巨额贿赂，严重违纪被双开

　　2010年月6月，民航中南局原局长刘亚军在广深高速的铁轨上撞车身亡，官方发布消息称刘因精神抑郁

　　所致且个人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

　　2011年初，民航华北局原局长黄登科因受贿及私分国有资产一审被判刑13年

　　2011年3月，国家计委铁道民航处原处长匡新，受贿20万元被终审裁定判刑10年

　　2011年4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原总工程师兼机务工程部总经理张和平因涉嫌受贿719万余元受审

　　2011年8月，民航空管局运控中心原主任张通国因受贿被判刑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