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建立面向世界、根植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世界教育信息》杂志2012年6月（上）“本期特稿”栏目刊发我校校长怀进鹏院士文章：

建立面向世界、根植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怀进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100191）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在中国已经探索了十几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大学在推进国际化、向世界一流大学学习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和教师到国外一流大学访学、攻读学位，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和教师进入到中国大学中学习、任教、讲学，越来越多的课程和培养计划在中外一流大学中得到互认，越来越多的国外一流大学的管理制度和措施被引进到中国的大学中来……尽管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并没有刚性的统一标准，但对照诸多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探索有意义的发展模式这一过程本身，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因为通过这些努力和探索，中国大学确实在缩短着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

2012年3月22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突出强调要推进高等教育从外延式发展为主到内涵式发展为主的转变，从注重硬指标显性增长向注重软实力内在提升的转变，实现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撑。但是近些年，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忽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面向世界的同时，如何将一流大学的建设根植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之中。我认为，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中，面向世界和根植于国家与民族同等重要，它们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两翼。现代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充分表明，世界一流大学既要在传承及发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样也要在振兴国家与民族发展中彰显自己的价值。

【一、大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特征】

一方面，大学在产生之日就体现了很强的国际性特征：学生和教师来自世界各地，使用统一的语言，学习同样的知识等。英语中“大学”（University）一词与“宇宙”的词根同源，说明人们赋予了大学超越国界的宏大使命。这些特征作为大学的文化和传统被传承下来，成为大学国际性的基础。今天，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大学的国际性特征进一步显现，同时它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16世纪开始兴起的西方民族国家赋予了大学越来越多的民族性特征。早期的国际性大学在民族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逐渐分化，并结合自身国家和民族的教育传统，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特色，比如英国模式、德国模式、法国模式等就是影响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三种基本模式。因此，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格局实际上是大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共同塑造的结果。

（一）世界高等教育中心更替的历史回顾

从中世纪大学产生到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的格局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中心的更替和转移，同时世界的科技中心、经济中心的更替与高等教育中心的更替相伴共生，体现了紧密的内在一致性。

中世纪时期，意大利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商贸中心，经济十分繁荣。11世纪，世界第一所近代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率先诞生，使得意大利成为当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16、17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并得到发展，同时，新航路的开辟使得英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之一。随着英国经济地位的提升，老牌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重新焕发活力，吸引了欧洲乃至世界的大批留学生和学者，英国也因此成为当时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18世纪，法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思想上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政治上爆发了大革命。应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批以开展工程技术教育为主的法国“大学校”应运而生，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有用人才，其模式为其他各国所纷纷效仿，高等教育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法国。19世纪，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思想文化，德国的发展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也催生了19世纪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提出的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学术自由等思想，至今仍是经典大学理念的核心，其模式为世界各国所纷纷效仿，德国因此成为当时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19世纪末，美国的工业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尽管美国大学依据英国和德国模式建立，但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大学自身的特色开始形成并显现出来，诸多大学跻身世界一流，美国成为20世纪以来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高等教育中心、科技中心、经济中心的相伴共生，说明高等教育与科技、经济发展关系密切：一方面，大学的发展能够为科技、经济发展提供人才贮备和创新动力；另一方面，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又为大学提供坚实基础和有效保障。历史经验表明，许多国家和民族从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受益，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大学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并因此从社会的边缘走入社会的中心。

（二）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多极化发展态势

进入21世纪，这种以高等教育中心更替和转移为主要形式的世界高等教育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世界政治的多元化、经济的多极化以及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促使高等教育朝向多极化格局发展：美国大学模式历经一个世纪仍在盛行；欧洲共同体国家重新振作并逐渐探索出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亚洲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印度、新加坡、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其高等教育迅速崛起之势为世界所瞩目与惊叹。2009年各种全球大学排名显示，亚洲进入世界百强的大学数量有所增加：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亚洲的大学从5所增至6所；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排名中，亚洲的大学从14所增至16所。可以预见，未来亚洲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多极化发展态势之下，将迎来一个快速蓬勃发展的历史机遇期。

世界高等教育的多极化发展态势将进一步彰显大学在国家、地区发展中的作用。美国要想持续保持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大国地位，必须进一步保持和加强国家的竞争力，大学在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竞争集中体现为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力的提升有赖于大学。欧洲在一体化的进程中，也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大学的作用，他们在推进大学教育计划和课程互认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其目的是促进整个欧洲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市场的一体化，从而为欧洲实现真正的一体化融合奠定基础。亚洲国家在近年来迅速崛起，其政治、经济地位均有明显提升，但其发展后劲则需要依赖科技创新，因此近年来，亚洲国家都将提升大学水平和质量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

不能否认，当今大学的国际化特征愈加明显，跨国和跨文化的交流日益普遍，大学水平和质量的高低需要得到国际认可。但与此同时，大学也更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在发展中体现出民族教育传统和国家现实需要，在国家和地区竞争中彰显自己的价值。多极化的基础是国际化，但国际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大学各不相同的诉求，大学的国际化水准与其现实作用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有机地统一在一起。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经验表明，一流大学既要面向世界，同时也要根植于国家和民族，大学的国际性与其民族性并不相悖。

（一）一流大学的首要职责是培养人才，国家和民族是最大受益者

一流大学的高质量和高水准首先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培养出一流的人才是一流大学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正是因为所培养的学生具有一流的质量，并能够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流大学才能名垂青史，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比如牛津大学，到2001年为止共为英国培养了4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5位首相、85位大主教和18位红衣大主教，不愧英国历史最悠久大学的殊荣；再如哈佛大学，到1998年共有35名教师、38名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是美国产生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而且共培养出6位美国总统，在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以及大公司财团的总裁中，大约有1/10是哈佛的校友。

一流大学都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作，并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引领世界大学人才培养发展方向。19世纪的柏林大学是这方面的典范，它根据当时科学的发展，提出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对提升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以及大学的创新能力意义重大。哈佛大学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致力于课程和教学的改革；19世纪末在美国率先实行自由选课制，从制度上鼓励学生个性的发展；20世纪开始探索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建设模式，将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有机结合；从2002年开始，又对核心课程进行了为期七年的深度改革，进一步探索当今社会的通识教育问题。此外，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计划”、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等都是一流大学探索人才培养改革和创新的范例。

尽管一流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并不囿于本国的范围，但在一流大学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是最大受益者。一流大学所培养的人才既在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也通过国际化途径，增进其他国家对本国文化和传统的理解、交流与合作。纵观历史，在发达国家崛起及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流大学及其所培养的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今天，如果没有更多、更高质量的大学的参与，发展中国家将难以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

（二）一流大学需要站在人类科技文化的前沿，并以此彰显其真正价值

一流大学必须以其国际水平、站在人类科技文化的前沿彰显其价值，只有达到国际学术的一流水准，它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才能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流大学除了培养人才，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一流大学在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中，需要引领人类科技文化的发展，因此，一流大学的建设也必须向这种国际高水准看齐，研究活动要在国际舞台开展，创新成果要得到国际同行认可。《泰晤士报》在大学评价指标体系中，将各国学者对大学的科研能力评价赋予40%的权重，论文的被引用率赋予20%的权重；上海交通大学在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中，也将大学校友和大学教师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和菲尔兹数学奖、大学教师及其论文在各大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等作为重要评价标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水平的评价应该是超越国界的，应该是国际化的。

一流大学通过科技文化的创新成果彰显它对国家民族的价值。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为例，1918-1933年，德国获奖者为14人，英、法、美三国总共才17人。因此，当时的德国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科技强国。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1934-1945年，美国获得全部26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的9项，占35%；从1946年到1996年，美国获得全部153项诺贝尔科学奖中的96项，占63%；而且获奖者大多出自美国名牌大学之门，绝大多数是大学教授。这些大大改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使得美国成为20世纪世界的政治、经济、科技大国。

应该看到，在一流大学的建设过程中，东方发展中国家处于先天不利地位：美、英等西方国家，由于其悠久的大学发展史以及一脉相承的教育传统，处于世界知识中心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对其结构型依附仍然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同时西方文化的主导以及英语的盛行，也对东方国家的科技文化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都需要东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流大学的建设中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艰辛。

（三）任何一流大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和民族的支撑

洪堡在1810年建立德国柏林大学时，期望将大学的发展与德国民族复兴、国家兴盛紧密联系起来；20世纪以来，美国的威斯康星思想更是鲜明地提出，大学要把为社会服务作为三大职能之一，从而将大学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包括一流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的土壤和根基。

当今社会，高等教育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系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一流大学的建设更是要投入巨额经费，这些都需要国家的经济实力做保证。尽管私人捐赠会为一些私立大学提供资金，但归根到底，国家的经济形势、政策导向等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私人捐赠的走向；同时教育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国家的投入也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在制定《高等教育规划》中，承诺未来10年将在人才培养方面投入2000亿美元；同时即便是在2009年面临严重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仍然拿出1000亿支持教育。欧盟近年来也在教育方面投入大量经费，仅促进高等教育交流的新伊拉斯漠计划就投入2.3亿欧元。我国在2010年7月29日正式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在2012年确保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充分体现了我们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决心。

一流大学为国家和民族发展服务，应看清社会发展规律，以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一味地排斥为社会服务不可取；但一味地迎合社会需要，也无法履行其作为社会良心和预警机构的作用。一流大学就是应该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需求当中，辨别真伪，坚守信念，引领方向，为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根基与现实发展背景】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西方，大约从19世纪开始，后发外生型的中国高等教育就经历着艰苦的追赶和超越的双重任务。近年来，在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引导下，中国大学的发展速度迅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脚步加快，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体现出勃勃生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我国的教育传统以及现实发展背景紧密相关，而这些必将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一流大学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

（一）中国素有重视教育的观念和传统

中国的儒家文化重视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因此把教化人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包含着通过教育及提升自身修养而达到治理国家的深刻含义。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教育与社会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另外，中国的文化观和教育观强调不同文化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和谐传统和宽容心态又为我们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和教育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国今天的教育系统实际上就是教育传统与不同外来教育模式不断冲突、协调和融合的结果。

（二）中国的历史发展赋予了高等教育危机意识和强国意识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中国是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国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并且十分重视通过高等教育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纵观历史，19世纪中国兴建西方学堂的主要原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建国后，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改为学习苏联模式，紧密围绕国民经济建设培养人才；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在增强国家竞争力、促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见，中国的历史发展赋予了高等教育危机意识和强国意识，并将高等教育推到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三）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崛起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发展动力

近年来，我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25年来，中国GDP指数每年都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是世界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实体。2005年，如果用市场交换额来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如以消费量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2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为1.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2009年，中国出口总额第一次超过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出口大国。我国经济腾飞给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一方面，国家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将给高等教育带来更多的经费支持，以有利于其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腾飞所赖以实现的技术创新为高校尤其是一流大学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舞台。

（四）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以及对中国大学的要求

中国的大学要根植于中国的发展，首先必须认清中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及所面临的挑战。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中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既要完成传统工业化的任务，同时也必须探索新型工业化的道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明确提出，美国应该进行“再工业化”，这里的再工业化就是指新型工业化，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中国必须赶上21世纪新型工业化的脚步，才会摆脱被动和落后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大学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和许多具备较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能力的国外企业不同，中国企业的发展还只是刚刚起步，因此中国的大学要肩负双重任务：既要从国家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着眼，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又要考虑到企业和经济的现实发展需要，投身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为推进新型工业化贡献力量。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成为今天很多中国大学面临的巨大挑战。

【四、北航在建立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上的探索】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大学要把握历史机遇，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路上探索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结合。近年来，北航取得了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的总体思路是：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科技前沿领域，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科技创新为目标，以国际化为抓手，探索面向世界、根植于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验和途径。在这方面，我们的体会是：要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国际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三个方面的“螺旋式互动”：将培养人才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既培养人才，又产生科研成果；将科学研究与国际化紧密结合起来，站在国际科技前沿进行科学研究，同时在国际化的科研平台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和领导人才；将培养人才与国际化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与国外一流大学的各种学生互换交流项目，既开阔了学生的国际视野，也开拓了教师的科研联系，搭建一个国际化的教学和科研平台。

在这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将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提升学校竞争力的核心，积极探索人才培养创新之路

无论是科研水平的提升还是学校的社会声誉，其根本都是人才培养的质量。北航近年来紧密围绕这一基本理念，积极探索和实践“科学基础、人文素养、工程能力”协调发展的培养模式，相继进行了一系列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2002年成立了高等工程学院，实施“通识式基础教育、渐进式专业教育、开放式实践教育、自主式发展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加强学生数理知识基础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科学与工程实践创新能力，其主要特点是：“精”（教师精干、学生精选、课程精深）、“强”（强势培养方案、强调个性发展、强化导师指导）、“高”（目标高远、思想高尚、品行高雅），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中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所培养的本科生在国内外基础科目和科技竞赛中屡创佳绩；在工程人才培养方面，2005年与法国中央理工大学联合创办了中法工程师学院，借鉴法国工程师学历教育的成熟经验，培养具有系统思维、国际视野、领军素质的国际化通用工程师，同时还建立了联合实验室，以人才培养促进科研合作；在理科人才培养方面，2009年和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联合成立了华罗庚班，探索理科和交叉学科拔尖人才培养的规律；在文科人才培养方面，2010年成立了知行文科实验班和高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旨在培养具有扎实文科功底以及较强的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经世致用人才；此外，学校还积极探索校企协同创新和联合培养的新机制，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创办“大飞机班”，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共同推进发动机和动力学院综合改革。

这些人才培养改革试验班的经验近年来在全校得到应用和推广，并固化在我校2005版和2010版的培养方案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普遍增强。比如，我校每年举办的“冯如杯”竞赛和“SRTP”项目等，学生参加踊跃，科技创新成果倍出；由我校学生自主研制的“北航一号”、“北航二号”、“北航三号”探空火箭，在酒泉基地成功发射。这些都是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创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2010年，我校启动了教育教学改革年，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如在沙河新校区试行按照七大基础部进行的大类招生和培养；推进小班制教学；探索本科前两年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模式；召开高等工程教育高峰论坛，提出北京五点共识，探索国内外科研院所、大学、企业的深度合作模式等。

学校确定2012年为“人才年”。作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举措，我们研究制定并正式启动了人才培养“长城行动计划”，其核心就是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长城行动计划”的主要内涵包括：通过做好国家“试点学院”，夯实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和教育教学质量工程，推广学校“高等工程学院”、“中法工程师学院”、“华罗庚班”、“文科知行班”等实验班的经验，在有条件的学院设立实验班，全面实施“一制三化”（本科生导师制，推进学生个性化、小班化、国际化培养）和全英语授课，积极探索研究型教学和本研一体化培养，促进学生国际交流交换和联合培养，同时对研究生培养实施以质量为核心的改革与调整。我们期望，通过这些改革和探索，为培养适应国际化的创新人才提供经验和启示。

（二）遵循科技发展规律，瞄准国民经济和重大科技发展需求进行科技创新，探索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创新之路

中国的高等学校要想在科学研究上有所突破和创新，除了要紧密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趋势，也必须瞄准国民经济和重大科技发展需求，以国家重大专项组建大团队、搭建大平台，形成具有创新性的原创成果，不断引领中国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方向，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实质性贡献。北航的科技创新始终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科研文化和机制，可以概况为四个方面：

1．瞄准国际前沿及制约行业发展的重大瓶颈开展科学研究，始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北航人拥有强烈的国家使命感，科学研究也始终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牵引，深度参与重大专项和国际合作项目，重点突破维护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的战略高技术问题，不断提高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在解决重大工程或系统中关键技术难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上世纪末，我国基于机械轴承的飞轮技术由于其精度低、有接触摩擦，成为制约遥感卫星精度提高、寿命延长的关键技术难题。西方国家一直对我国实行严密技术封锁。北航人正是看准了这一关系国家战略安全的瓶颈问题，潜心攻关近10年，终于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磁悬浮飞轮和控制力矩陀螺，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并获得200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北航人又瞄准我国深空探测及航天武器发展中航天器小型化、高精度和自主运行重大需求，以高精度定姿技术瓶颈为主攻方向，经过近10年的集智攻关，突破了天体敏感器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瓶颈，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与垄断，为实现我国航天器小型化、高精度自主运行提供了姿态测量的重要技术途径与更新换代产品成功。该成果获得2008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随后被应用于“希望一号”等卫星的飞行任务。

近年来，北航先后参与了大型飞机（大客、大运）、二代卫星导航系统、对地观测、探月工程和“核高基”等6个国家重大专项，主持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重大安全基础科研计划16项，在无人机型号研制、临近空间飞行器、新一代战机的关键技术等重大国家战略需求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科研成果。

2．坚持自主创新和交叉融合，跨学科、跨院系汇聚创新团队，打造创新平台

面对国外的技术封锁，北航人坚持自主创新，围绕一个创新目标跨学科、跨院系汇聚人才，形成战斗力强的创新团队。上世纪末，随着我国民航运输的持续发展，飞行繁忙地区流量日渐饱和。但由于我国民航运行环境复杂，地面雷达覆盖范围有限，尤其在西部荒漠、高原地区和海洋等无雷达覆盖地区，地基监视保障能力严重不足，迫切需要研制民航空域监视新装备。为解决这一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难题，我校于1995年组建了“空地协同的民航空域监视新技术及装备”研究团队。该团队涉及航空、管理、通信、导航的多学科、多领域，由北航和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空管局等单位联合组建实验室，建立跨学科平台，经过15年发展，从几个人发展壮大到超过300人的大协作团队（包括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经过10余年的艰苦努力，该团队先后发明了空地协同的空域监视系列化装置，创造性研制了我国首个移动空域监视平台，近3年累计创造经济效益逾7亿元，并获2009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针对我国空天与海洋环境中高精度微位移精确控制和水下通讯等对巨磁致伸缩材料的需求，我校依托“985工程”航空材料与制造平台，组建了以北航长江学者为带头人，由材料、控制和机械三个学科交叉的研究团队。团队成员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学科，但围绕同一个科学问题，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在宽温域与耐腐蚀巨磁致伸缩材料与制备、高精度作动器等方面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宽温域耐腐蚀巨磁致伸缩材料及其应用”这一科研成果也获得了2008年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在汇聚创新团队的同时，我校与国家科技重点领域、优先主题或重大专项相对应，建设了一批重点科技创新平台。2006年，北航获批筹建航空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集中力量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成果进行研究和攻关。同时，学校还拥有7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25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级工程中心以及3个省部级工程中心，形成了多层次交叉互动创新平台体系。

大项目、大团队、大平台相辅相成，培育出了一大批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北航先后获得国家三大科技奖励120项，省部级科技奖励1109项，其中国防科学技术奖235项。2004年迄今，北航连续7年获得7项国家一等科技奖励，创造了一所大学连续获得国家高等级奖励的纪录。这些重大科研成果均源于国民经济和重大科技发展的需求，并先后成功转化应用于航空航天、信息技术、新材料、国防装备等领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不断创新机制体制，与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北航作为一所具有航空航天特色和工程技术优势的多科性、开放式、研究型大学，一直很重视与重点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的合作，积极参与国民经济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科技攻关。

2010年，伴随科研机制体制改革的深化，北航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院，下设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和先进工业技术研究院等部门，强化了积极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大力拓展与科研机构和企业深度合作、抱团发展的职能。同时，我校在北京、深圳建立了国际航空航天创新园和新兴产业研究院，通过机制创新，推动交叉学科发展，与大型企业、科研院所建立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及时了解制约应用、开发研究以及生产实践中的科学研究问题，发挥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的优势，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

北航先后与中航工业集团、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商飞集团共建研究院或研发中心，从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了全方位的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还与霍尼韦尔公司、广东志成冠军集团、深圳大族激光有限公司等企业在电子信息、绿色交通、高端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助推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北航积极参与企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科研合作。我校“十一五”期间累计完成企业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科研项目8381项，累计科研经费超25亿，占总科研经费的52.1%。2010年17.28亿科研经费中约10亿来自产业，成果转化率达60%，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

4．着眼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凝练科学问题，力争原创性突破

我们深深感到，在科学研究方面，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进行科技创新，也可以在基础研究方面有所突破。今天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很多战略性问题，其背后都潜藏着值得研究的基础科学问题。

近年来，我校在气动力学和复杂系统、核科学、智能仿生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所进行的研究，有很多来源于从大型工程项目中提取出的科学问题。围绕这些科学问题，我校组建了以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及杰青为带头人的若干优秀基础研究团队，通过加强跨院系、跨学科、跨领域的理工融合基础研究项目的谋划和组织，提升以承担“97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为代表的解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前沿科学问题的能力。这些研究团队部分成果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自然》等杂志上发表。面向国防、航空航天领域的需求，实现材料、生命、环境、能源、信息等学科交叉融合及理工结合，为我国航空航天科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供新知识新技术的基础研究，正是我们所坚持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在科研体制方面也积极进行改革，成立了以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先进工业技术研究院、基础研究院为主的新的科学研究管理体制，以按照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重新组合学校的科学研究力量。我们依托“千人计划”、“引智计划”等，实施从普通学者教授到诺贝尔奖得主、从企业技术主管到国际知名企业总裁的人才引入，同时关注对在国内外学术界崭露头角、有重大发展前途的35岁左右优秀青年人才的引进。瞄准国内的科技部、基金委、国际政府间合作、欧盟第七框架、世界500强企业等，开展不同层次的科研合作。同时，我校还通过跨一级学科导师制、本、硕、博贯通制、实验室开放制等改革措施，推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深入融合。

（三）以国际视野推进学校的各项工作，探索国际化办学之路

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渗透到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对大学的办学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校始终坚持开放办学战略，整体构建了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际交流合作工作体系和平台，与世界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中英、中德、中俄、中法等联合实验室。学校紧密围绕重点学科建设、新兴学科发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等任务，充分开发国际人才资源和引进国外智力，从2009年以来共引进千人计划10人，均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团队的领头人。在人才培养方面，外国留学研究生采用全英文授课，国际教育蓬勃发展；同时引进国际高水平工程教育，成立中法工程师学院，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方面均充分吸收法国工程师培养经验，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以国际化高标准对人才培养全过程进行重新设计。中法工程师学院的学制为6年，在第四年结束时，取得全部学分的学生可获得北航学士学位。在第六年结束时，取得全部学分的学生可获得北航工学硕士学位及法国教育部工程师职衔委员会（CTI）认定的工程师文凭。2010年中法工程师学院以优异成绩通过法国和欧盟CTI通用工程师资质认证，使学生登上了国际化发展的“直通车”。2011年学院已经培养出我国第一批拥有通用工程师国际资质证书的毕业生，平均每名毕业生获得国内外10多个岗位的就业机会。作为中法政府的教育合作项目，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探索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路径，真正打开了办学的国际视野，并已成为我校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验基地和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成功典范。

近年来，我校在国际发展战略方面，制定了UPS规划。所谓UPS，U就是University to University，主要在校级合作与交流层面；P就是Professor to Professor，主要推动学院、教授实质合作和联合实验室的建立；S就是Student to Student，主要推动学分互认、学生交流、联合培养等的合作交流。我们希望通过校际、学院及教授、学生三个层面的实质性合作交流与联合培养，提升学校国际化竞争能力，推进学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的改革，朝向建设空天信融合的世界一流大学迈进。

总之，当今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大学应认清形势，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挑战，肩负历史责任，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彰显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作用。